重生之铁血战将笔下人物| 俾斯麦不只是“铁血” _游戏动漫

2015年6月14日 17:27:12 阅读(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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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内容：

1894年，身穿胸甲骑兵制服的俾斯麦

文| 刘怡

《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4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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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堂皇之物，每每与堕落天使相仿：华丽但欠和平，计划与努力卓越、然而不得成功，骄傲却又忧郁。

这段雅致而忧郁的文字，并非出自哪位诗人的笔下，而是由19世纪中欧最伟大的政治家在他的青年时代所写下。这个人以毕生的努力，缔造了乔纳森·斯坦伯格口中的“欧洲大陆史无前例的最强帝国”：“工业扩张的喧嚣和气息弥漫着它的土地，普天之下最可怕的陆军保卫着它的安宁，全世界第二强的公海舰队增益着它的权威，‘力量’这个单词能够找到的每一种表现形式都在那里层出不穷地绽发。”然而如此堂皇的存在，依旧无法摆脱其创造者昔年的谶语：在那个伟大而孤独之人逝去之后20年，“骄傲却又忧郁”的德意志帝国也在一场内部革命中轰然崩塌。

这位独一无二的创造者，便是奥托·爱德华·利奥波德·冯·俾斯麦。人们习惯于称他为“铁血宰相”，这个短语出自他1862年的“铁与血”演讲，本意是强调经济实力（铁）和军事力量（血）之于普鲁士国际地位的意义；然而经过长期的引申和讹传，“铁血”意外地变成了一个形容词，似乎只有专断暴戾、不近人情之人才会被冠以这样的描述。同样被曲解的还有俾斯麦在德国统一过程中的贡献：教科书和通俗读物描绘了一个“多智而近妖”的形象，他在青年时代就已设计出统一中欧的整个路线图，一俟跻身高位便将其付诸实施，过程极为顺利，未曾遭遇任何挫跌——这更像是二流穿越小说的主人公。

真实历史中的俾斯麦，从未像后世演绎的那样平面化和单一。他是一个有“天才病”的伟人，喜爱美食、美酒和美女，因此在中年后饱受肥胖及各种慢性病的困扰。他说话的声音小而尖利，表情带有装腔作势的神气，并且有着极强的表现欲。他的内心极度敏感，不愿对他人袒露自己的真实想法，习惯在沉思而不是讨论中制定大政方针。他的心理状态经常在自我怀疑和妄自尊大间徘徊，喜怒无常、难以捉摸，为许多同僚所诟病。只不过他的传记作者更加反感那位轻佻的新德皇威廉二世，因此把感情寄托在已故的俾斯麦身上，对他的形象做了刻意的拔高。

但俾斯麦显然不是因为其性格缺陷才名留青史，对时代精神的把握和谨慎节制的政治家美德才是他成就伟业的主要原因。他曾因为刚愎自用犯过许多错误，但由于善于观察和反思，总能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扭转局面，并且擅长在纷繁复杂的局面中为自己的主张寻找出口。在质疑旧的外交观念的同时，他继续保持着对国家的忠诚、对个人情绪的控制以及对经典政治艺术的尊重，也善于从历史中学习。他对普鲁士既有政治体制和权力结构进行了改良，并使其效能最大化，而不是发动一场超越时代的革命——这既足以解释他的成就，也足以解释其中的隐忧和缺憾。

轻狂的“野蛮人”：意料之外的晋升

1815年4月1日，奥托·冯·俾斯麦出生在普鲁士萨克森省的申豪森。他的父亲斐迪南是一个随遇而安、笨头拙脑的世袭容克地主，年轻时参加过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战争，此时正过着半退休的乡绅生活；母亲威廉敏娜·路易丝·梅肯比斐迪南小18岁，出身市民阶层，思想前卫、精明强干。

由于母亲的干预，俾斯麦在高中毕业后没能进入军校，而是前往哥廷根大学和柏林大学攻读法律。他那惊人的表现欲和反叛精神此时已暴露得相当充分，比如曾在三个学期里参加过25次决斗，还一口气喝下过6瓶烈酒。许多年后，“铁血宰相”不无戏谑地宣称，他是“少数几个能逃离黑格尔影响的德国人之一”，因为他从来都没有认真读过。相对于本专业的典籍，这位年轻贵族更喜欢诗歌、戏剧和历史传记，还写得一手好散文。

在柏林大学读书时的俾斯麦，菲利普·佩特里绘

从1835年到1838年，这位未来的宰相一直在亚琛当小公务员，并且因为交了太多女朋友而负债累累，最后只能弃职走人。到了1839年，俾斯麦开始在波茨坦的后备军服兵役，并在那里结识了普鲁士王储腓特烈·威廉亲王，即后来的普王腓特烈·威廉四世。1847年，威廉四世决定召集地方阶层代表到柏林召开议会，由于一位波美拉尼亚代表患病无法出席，俾斯麦作为候补者进入名单，略显仓促地登上了政治舞台。

1848年，欧洲革命的浪潮蔓延到普鲁士，政坛新人俾斯麦马上表现出胆大妄为的一面：他一发现腓特烈·威廉国王准备向自由派投降，就胁迫王弟威廉（后来的普王威廉一世）的妻子奥古斯塔发动宫廷政变，企图软禁国王、扶植威廉上台。只是因为奥古斯塔的反对和腓特烈·威廉最终与自由派决裂，这个阴谋才没有得逞。之后几年，俾斯麦在普鲁士国内始终被视为眼高手低、不负责任的“嘴炮”政治家，经济状况也是一塌糊涂，直到1851年他受命参加在法兰克福开幕的德意志邦联议会。

法兰克福的8年经历是俾斯麦政治生涯的转折点。当普鲁士各阶层对德意志邦联的未来以及普奥关系意见纷繁时，只有这位反叛者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正统主义的时代即将过去，普鲁士在处理欧洲外交和邦联内部的关系时，应当遵循现实主义原则，把民族利益当作第一目标。他早年所受的自由主义影响开始退潮，右倾、强硬、务实则越来越成为“俾斯麦主义”的标签。但这位“野蛮人”专横的行事风格和酷爱推卸责任的个性使他根本得不到机会去施展自己的才华：1858年威廉亲王出任摄政（腓特烈·威廉四世因精神失常不能理政）后，柏林的宫廷一度被自由派包围，俾斯麦在法兰克福和奥地利人闹得不可开交，又不愿回到祖国去仰政敌的鼻息，只能申请前往遥远的俄国担任大使。

1862年，当围绕扩军预算的政治危机达到高潮之际，王室需要一个强人来夺取主动权，无所顾忌而又不讨所有人喜欢的俾斯麦正是最佳人选。这位缺乏经验的中年人意外地获得了宰相兼外交大臣这个万人之上的职位，随后整整27年都没有离开。

相时而动：统一北德意志

自由派并非俾斯麦最忌惮的敌人，他的长期任务仍在于为普鲁士王国规划一个国家战略目标。当时的普鲁士在中西欧列强中人口最少（1850万人，法国为3740万，奥地利3170万），武力最弱（陆海军一线兵力共20.1万人，法国为60.8万，奥地利30.6万），经济基础虽然优良，但市场和劳动力都极为有限。在1856年一份著名的电报中，俾斯麦就已断言：普鲁士和奥地利在疆域、资源乃至人口方面的体量远不及法俄这样的顶级大国，奥地利还面临民族矛盾，因此即使普奥合为一国，也不过是一个虚弱的中等强国；况且“德意志疆域太小，难以容下两个主人”，与其费尽心机地讨好奥地利，并为其衰弱买单，不如干脆甩掉这个包袱，建立一个完全以普鲁士为中心的“小德意志帝国”。

考虑到中欧统一会给欧陆均势带来决定性冲击，引发列强的警惕，俾斯麦开始尝试编织一种复杂的同盟体系。这种结盟策略后来在1870-1880年代的德国外交中进一步发扬光大，并被冠以“俾斯麦体系”之名，它的核心要义是两句话：第一，每次结盟都是为本国的特定利益服务，开价高者优先，永远不使意识形态、君主关系等抽象因素成为盟约的基础，亦不使普鲁士的长期政策为盟约所累。第二，任何情况下都要防止有两个及以上大国联合起来针对普鲁士的态势发生，为此应适时离间列强、使其互不信任，继而把普鲁士当作保障安全的伙伴候选人。

在1862年，俾斯麦面临的问题是：首先，他要让普奥矛盾公开化，使普鲁士国内的“大德意志主义”者（赞成由德奥共组统一的德意志国家）以及其他小邦君主放弃让普奥继续待在一个共同体里的念头；其次，他要使奥地利在国际上处于孤立地位，为此至少要取得法俄两国中一国的支持。第二件事很容易就做到了——1863年波兰起义爆发后，普鲁士顶住半个欧洲的压力，与俄国缔结了善意援助的协议。

1866年春天，为了压服维也纳在威尼斯问题上做出让步，意大利王国提议与普鲁士结成军事同盟，共同对抗奥地利。4月8日，两国代表在柏林缔结盟约，规定：若普奥两国决裂，意大利应在三个月之内对奥宣战；普鲁士则有义务协助意大利收回威尼斯。这份盟约的火药味是如此浓重，以至于普鲁士的激进民主派决定暗杀俾斯麦这个“战争贩子”。5月7日，图宾根大学学生斐迪南·科亨-布林德在菩提树下大街朝宰相连开两枪，子弹穿透了大衣、礼服和衬衫，但只造成皮外伤。柏林大学的一位教授抱怨说：“难道这个国家就没有一把好一点的手枪吗？”

俾斯麦决意孤注一掷：他已经获悉法国将保持中立，又有意大利在南方牵制维也纳的注意力；尽管大多数德意志邦国选择站在奥地利一方，柏林还是下达了进军令。6月15日午夜，俾斯麦在外交部的花园里告诉英国大使：“要是我们吃了败仗，我将不再回到这里，而是亲赴前线、死在最后一次进攻中。人固有一死，与其吃败仗，还不如死了好。”

所有人都认定普奥两国的战争会持续数年之久，只有普鲁士陆军总参谋长老毛奇不敢苟同。过去几年里，他一直在研究如何利用铁路线和电报网快速集结部队，从而把旧式会战长达数月的准备时间缩短到几个星期。在他的坚持下，3个普鲁士集团军乘坐火车、从300公里长的弧形战线上同时朝波希米亚开进，在半个月之内抵达了易北河畔的柯尼格拉茨。7月3日，在威廉一世和俾斯麦的注目下，22万普军痛击24万奥军和萨克森部队，在半天内就重创了后者。8月23日，奥地利被迫缔结和约，同意解散旧德意志邦联。

《柯尼格拉茨会战》，油画，格奥尔格·布莱布特罗伊绘。该图描绘的是战役尾声时的情景：威廉一世（骑黑马者）与俾斯麦（骑枣红马者）亲临第一线视察战局，远处的奥军已经开始溃退

1867年4月16日，美因河以北的22个德意志邦国宣布组建北德意志联邦，由威廉一世担任盟长。在联邦议会审议宪法草案时，俾斯麦踌躇满志地高呼：“让我们把德国扶上马！它一定会策马奔腾。”

筚路蓝缕：从普法战争到帝国肇建

普奥战争尘埃落定之后，法国就成了统一事业最后、也是最大的拦路虎。自黎塞留时代以来，巴黎就是中欧分裂的得利者和维护者；尽管法皇拿破仑三世在德意志问题上动作过于迟缓——这位好高骛远的皇帝更热衷于在亚洲、非洲和中美洲宣示国威，并以“自由民族的庇护者”自居——但在奥地利战败之后，他也警觉起来，企图把俾斯麦的步伐阻挡在美因河一线。

1866年秋，法国向普鲁士提出：若普国希望法方承认普奥战争的结果，则应将莱茵河左岸的部分领土割让给法国，或协助法国吞并比利时。这一动议无果而终后，法国又开始图谋获得卢森堡，作为威胁普鲁士的前哨。卢森堡大公国的地位与当初爆发危机的石-荷两公国类似：虽由荷兰国王统治，但属于德意志邦联成员，其防卫由普鲁士担当。俾斯麦一面说服荷兰当局拒绝法国人的收购要求，一面把交涉过程中的各种文件透露给南德诸邦，以暗示：法国在德意志问题上关心的仅是一己私利，唯有普鲁士始终坚决地维护作为整体的德意志的利益。尽管卢森堡危机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卢森堡永久中立化，法国放弃吞并，普军也自该国撤出），但普法两国的矛盾已经彻底暴露，再无转圜余地。

1868年秋天，真正的导火索开始涌现：西班牙进步党人推翻了伊莎贝拉二世女王的统治，并把普鲁士霍亨索伦王室的旁支成员利奥波德亲王选定为新国王。这一消息在法国引发了愤怒的抗议，从民众、议会到政府都要求普鲁士人拒绝这项动议。尽管利奥波德迫于压力、很快宣布放弃对王位的要求，但法国驻普代办贝内德蒂伯爵还是赶到温泉疗养地埃姆斯，向正在那里度假的威廉一世提出：以霍亨索伦家族族长的名义发布一项声明，永远不赞成本家族成员接受西班牙王位。威廉一世认为这一要求带有强制意味，他本人无法接受；但他也无意把事情闹大，于是发电报给俾斯麦，请后者定夺：是否可以向报界和外国宣布，普王理解法国方面的意图，但出于自尊不愿擅做回应。然而俾斯麦却反其道而行——他把长达200余词的电报底稿删减成了只有20个词的短句，使人感觉法国提出了极具侮辱性的要求，被普方断然回绝。这样一来，普法两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都被煽动起来了。

支撑这种胆大妄为之举的是俾斯麦对本国和敌方的了解：北德统一之后，“铁与血”已经积累到了相当可观的地步，民族主义者对政府的成就也心悦诚服，目标极为一致。而法国由于王室和议会矛盾不断激化，军事改革也归于失败，此时正处在最衰弱的关头。然而拿破仑三世为维系其残存的威望，势必要以激烈之举回应埃姆斯电文，这就给普鲁士打一场短促的进攻战创造了条件。果然，1870年7月19日，法国主动对普宣战，德军立即入侵边境地带，包围梅斯。拿破仑三世亲率麦克马洪元帅的第二集团军前来增援，却被两个兵力占优的北德集团军包围在色当，被迫投降。德军随后对巴黎进行了围困，迫使新成立的法国共和政府放弃首都、并签署了屈辱性的和约。1871年1月18日，南德诸邦君主在凡尔赛宫的镜厅奉戴北德意志联邦盟长威廉一世为全德君主，德国的统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了。

《德意志帝国宣告诞生》，油画，安东·冯·维尔纳绘。该图描绘的是德意志各邦君主在凡尔赛宫镜厅拥戴威廉一世为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皇帝，台阶下着白衣者为俾斯麦

1874年，俾斯麦告诉几位保守派政客：“伟大的事业已然宣告完成：德意志帝国被创造出来了。现在，我开始感到无聊。”考虑到这一年他还不满60岁，这段话显然有些言不由衷：在由普鲁士王国宰相升格为德意志帝国头号国务大臣之后，为新国家设计宪政结构和决策体制的重任也落在了他的肩头。但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俾斯麦交出了一份毁誉参半的答卷。帝国宪法是以1867年颁行的北德意志联邦宪法为蓝本炮制出来的，后者为了减少统一进程的阻力，允许各邦保留相当大的自主权，仅要求其承认普鲁士的领袖地位。在机构设置上，它表现为由25个邦君主的代表组成的联邦参议院，拥有宣战、审核政府议案、起草法律条文等权力。但各邦在投票时的权重差异甚大：只有8个邦拥有独立票数，其余17个邦共享一票；8大邦中普鲁士一家独占17票，巴伐利亚6票，其余6个邦只有2—4票不等。宪法规定，任何涉及政体变更的提案都须在参议院58票中获得44张以上的赞成票才能通过，如此普鲁士在任何情况下都有能力阻止各邦脱离自己的领导。作为交换，各邦拥有独立自主的税收政策，帝国能直接征收的只有关税、邮资和几种特别税。负责后一类事务的是由全国25岁以上男子普选产生的帝国议会，共有397个席位，它的职能是协赞法案、表决预算，但没有独立的立法权。

帝国宰相是全国最高行政首长，由皇帝本人提名，无须接受议会信任表决。不过考虑到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间的摩擦，只有在获得参议院认可的情况下，宰相才能自如地行使职权，所以帝国宰相往往由普鲁士宰相兼任。1876年以后，宰相办公厅之下陆续新设了8个帝国办公厅，分别负责外交、财政、司法、内政、邮电、铁路、海军和阿尔萨斯-洛林事务，部门首长称为国务秘书，对宰相负责。帝国宰相是唯一的国务大臣，8个办公厅首长和他不是平起平坐的阁僚关系，而只是他的下属和助理。

从1871年到1890年，俾斯麦在行政部门始终行使着一种“波拿巴式独裁”（这是当时知识分子的讥讽）。除去宪法本身授予宰相的大权外，他个人的威望和手腕发挥的影响也至关重要。彼时德国驻外使节多由普鲁士贵族担任，按照正常程序，他们应当把搜集的情报和起草的备忘录呈递给外交国务秘书（由俾斯麦本人兼任），再由宰相制定政策并征求皇帝的意见；但部分大使往往会利用与德皇的私人关系，越级递送文件、发表看法。1873年，驻法大使冯·阿尼姆伯爵致信威廉一世，对俾斯麦的外交政策进行攻讦，并把信件内容透露给了报界。“铁血宰相”不惜以辞职相威胁，迫使德皇同意他查办阿尼姆，判处后者九个月监禁。这一事件后，俾斯麦对外交决策的控制达到空前程度，威廉一世也乐于将始自统一战争时代的信任继续赋予他，形成了“国家即宰相”的特殊面貌。

平心而论，若无俾斯麦这个事实上的独裁者存在，德国在统一后第一个20年很难既维持高速的经济增长，又在对外事务上游刃有余。然而辉煌中也隐藏着危机，俾斯麦的大权独揽是以他在统一事业中的贡献和威廉一世的信任为基础的，完全无法复制。即使是俾斯麦本人，在君主更迭后也最终黯然引退，这预示着那些威望远不如他的继任者很难把一项政策持之以恒地推行下去。再者，作为一位孤僻的天才，俾斯麦的大部分理念和路线是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凭借一己之力构思出来的，下属和幕僚被他视为执行机器，既无从窥见政策的奥妙,也无法习得舵手的经验。年复一年，德国的外交和行政部门逐渐被一群尽职、干练但缺乏判断力的官僚所占据，对那个仅有的“主脑”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俾斯麦在1890年离职后，继任的卡普里维等人根本无法延续他“同时玩转七个水晶球”的复杂政策，只能另起炉灶推行一条简单粗暴的路线；“铁血宰相”的独断专行既是他伟大功勋的主因，也成为一项有害的遗产。

无可奈何花落去：“铁血宰相”退场

如果说法国问题构成了17—18世纪欧洲国际关系史的主旋律，那么1871年南北德统一就开启了新的魔盒——德意志问题。此前数百年一直是大国竞技场的中欧突然结合为一个整体，人口总量、经济潜力和陆上军力高达周边中等强国的两倍以上，不独令1763年以来运作如常的英法普奥俄五强协调机制就此倾颓，对俄奥、法俄双边关系的影响亦极深远。然而德国身处英俄两个侧翼大国之间，又与念念不忘复仇的法国毗邻，安全环境极为险恶。

正是因为德国的权势基值是如此惊人，地理位置又极敏感，俾斯麦从一开始就不把攫取欧陆霸主地位作为行动目标。他担忧的是本国“被包围”，为此必须争取英奥俄三强中至少两国的友谊。鉴于迪斯累里首相治下的英国坚守“光荣孤立”，柏林别无他法，只有串联矛盾正在上升的俄奥，这便是1873年与1881年两次“三皇同盟”以及1887年德俄“再保险”条约的初衷。俾斯麦以“诚实的经纪人”自居，对亦敌亦友的奥匈施展恩威两手，使其既与德国团结、又不敢越界行事；约束奥匈在巴尔干的野心后，柏林乃邀功于圣彼得堡，使后者感佩其诚意、远离法国，同时德国暗中支持俄国在东方问题上与伦敦对立，如此这两个侧翼大国将永无希望携手包围中欧。

至于英法两国，俾斯麦也有其手腕：他向伦敦表态无意插手海外事务，在埃及和土耳其问题上亦守善意中立，赢得迪斯累里的好感；甚至对宿敌法国，也以温言安抚，暗示其向海外发展，从而与英国产生摩擦。要诀在于，德国努力寻找与其余四强的利益交集，据此缔结双边盟约，却乐见各国相互猜忌；如此柏林便可以仲裁人身份出现，并被普遍视作可靠的伙伴甚至“正能量”的化身。

但俾斯麦体系属于高水平的动态平衡，理解与操作都极困难。它承认一种困境：强大带来不安，德国外部安全的弱化是其统一的副产品；在狭窄而危险的欧洲大陆，德国这类大角色永无希望获得彻底的、永久的安全，而必须根据形势的变化随时调整结盟关系，并且高度自制。这种时刻与不安为伴、需要以极繁复的外交技巧加以维持的状态，实际上只有俾斯麦本人能够胜任，但他背靠的经济和社会基础——“黑麦与钢铁联盟”（农业集团与传统重工业者的联合）却是一股正在衰落的势力。1881年，三个代表新兴工商业阶层的政党德意志进步党、自由联盟和社会民主党在国会选举中合计斩获118席，较三年前增加了160%。他们热切地盼望“阳光下的土地”，要求建立一个以工业品出口为支柱、拥有广大海外原料产地和市场的殖民帝国，以争夺超越欧洲的“世界强国”地位。

为了安抚这股力量，俾斯麦不得不主动出击，投入争夺殖民地的竞赛。1884年，德国宣布将多哥兰、喀麦隆和西南非洲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第二年11月，“德国殖民协会”创始人卡尔·彼得斯登陆非洲东海岸，将总面积达14万平方公里的坦噶尼喀殖民地收入本国政府囊中。太平洋方面，德国在1884年-1888年先后获得了新几内亚、俾斯麦群岛、所罗门群岛、布干维尔岛和瑙鲁，加上在非洲的收获，总面积超过100万平方公里，勉强满足了新贵们的胃口。

油画，该图描绘的是1888 年俾斯麦在德国国会大厦做关于军事预算的演说

但另一个人的胃口却是老头子无论如何都满足不了的，那就是1888年即位的新君主威廉二世。俾斯麦曾把控制威廉一世视为自己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他万万没想到，在老皇帝龙驭宾天之前，温和开明的皇储腓特烈·威廉竟也身患晚期喉癌，即将不久于人世。短短99天之内，两位君主相继去世，把冲动、自负、权力欲旺盛的威廉二世提前推上了前台。新皇帝表面上盛赞俾斯麦“是德国4600万颗忠诚的心所向往的旗手”，背地里却告诉亲信：“我给那老东西六个月的喘息时间，然后就让他滚蛋。”他撤销了俾斯麦颁布的“阿尼姆禁令”，允许各部国务秘书、驻外使节乃至高级将领直接与皇帝接触，这就使原本密不透风的决策程序变得支离破碎。威廉二世想法多变而执行力过“强”，每当生出新的念头或灵感，往往迫不及待就要将之付诸实施。为了绕过按部就班的程序，他频频在第一时间借重密友、私人顾问和普鲁士贵族来制定甚至推行政策，这就使各部门界限性地陷于“决策失能”状态。

俾斯麦决意做出抵抗。1890年，他搬出了已故的腓特烈·威廉四世国王在1852年签署的一项法令，要求普鲁士各部国务秘书在向国王汇报事务前必须先与宰相商议。盛怒之下的威廉要求俾斯麦要么撤销这一法令，要么辞职。老头子企图以退为进，在1890年3月18日递上了辞职信——按照威廉一世时代的经验，皇帝会在几个星期甚至几天之内就把他召回，重新委以重任。然而这一回他想错了，威廉二世不仅没有挽留他，而且永远也不曾把他召回柏林。

1890年7月，退休后的俾斯麦在弗里德里希斯鲁厄的庄园骑马

“铁血宰相”的势力范围只剩下了远在劳恩堡的私人庄园，1894年11月妻子去世之后，这个世界上需要他操心的事就更少了。1897年12月，威廉二世最后一次造访这里，老头子坐在轮椅上警告他：“在腓特烈大帝死后20年，耶拿的惨败降临；如果时局依旧像现在这样，那么在我死后20年，冲突一定会到来。”他的身体已经变得极其衰弱，但依然支撑着又活了8个月。1898年7月30日深夜，他在女儿的陪伴下去世；死前5个小时，他在回光返照中留下了关于国是的最后教诲：“基于大众群体来制定政策是不可能的！只有国家理由！”

这个在活着时被讽刺、被憎恨、被刺杀的人，在死后获得了最不可思议的爱戴。威廉二世为了美化自己的公众形象，对已逝之人不吝褒扬之辞；皇帝的敌人则把死人当成是影射时局的武器，出版了五花八门的纪念著作。大大小小的俾斯麦铜像开始在德国的各个角落竖立起来，眼睛有的盯着东方，有的盯着西方，仿佛在期待自己的预言是否会成真。1914年8月，炮声终于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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