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军军长韦杰

众所周知，抗美援朝时期，我志愿军3兵团60军第180师在朝鲜战败，被美军包了饺子，围困在某地区任意用坦克和装甲车及空中优势绞杀。全师战死、被俘七千多人，突围幸存者不过二千左右人员，全师成建制的被歼灭。师政冶部主任被俘，成为朝战中我军被俘最高级别军官。

这不仅是我志愿军在朝作战以来的最大败仗，而且是有据可查的我军建军以来最大的一次败仗，是我军建军以来师级单位全建制被歼的惟一战例。说到这里，可能有战友会说，金门战役不也是九千多人战败被歼吗?对，要从人数上来讲，金门战役我军是损失了九千多人，三个齐装满员的步兵师。但是，那三个团是分别从不同的师调去担当攻击金门抢占滩涂阵地打头阵的部队，最高指挥分别是三个团长而没有一个师职干部，并不是一个整建制的师。

而180师是整建制的野战师，从国内调去时就是一个整师，当时该师在四川的眉山地区剿匪，接到上级命令放下手中的剿匪任务而整装进入朝鲜作战。我们看看3兵团60军的历史，它隶属于二野，而且兵团副司令是有名的战将，号称王疯子的王近山。当时60军军长是韦杰。抗美援朝时，国内各野战军轮番入朝作战，有一野的，二野的，三野的，四野的，包括了全军的各个山头。当然出兵最多的当数四野。

从近些年发表的一些关于180师在朝失败的文章和资料来看，当时180师是执行总部的命令在江边掩护数千伤员，而友邻部队和180师不属一个兵团，当其左右部队撤走后，并没有联络这个担负掩护伤员的180师。除了总部给180师下达命令外，3兵团也给180师下了命令，而两个命令都有一个共同点，让180师坚守该地区，掩护伤员。然而，战事的发展由美军的机械化现代化而打破，美军的快速推进让只有礼拜攻势的志愿军抵挡不住，纷纷后撤。而这个180师则呆呆地机械地执行总部的命令，死守阵地没有灵活地适应战场发生的突然变化。最后的结果就是180师连同护送的数千伤员一同被美军歼灭，成了我军师级单位成建制被歼的惟一战例。

近年来，有许多分析和总结180师战败原因的文章，不外乎都提到了总部下的命令不切实际，脱离战场情况，有瞎指挥之嫌，也有对3兵团强烈的不满，说眼看着自己的部队陷入绝境组织指挥不力，抢救不及时，造成了180师的大悲剧。诚然，这些都是客观的事实，可这是多年以后的马后炮，有用没?分析和总结固然重要，可以提高，但我认为，除了这些因素以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大家忽略了。那就是这只部队的灵魂，这只部队的精神!不知战友们有没有看过亮剑，在最后，由李云龙作的毕业演讲中，提到的一只部队的首任首长的精神，就是这只部队的灵魂所在，不管换了多少领导，而这只部队的血性和精神将永远存在。

我们知道，二野的首长是战神刘伯承，而刘帅在军中号称儒将，是苏联正规军事学校班科生，当时在我军中是少有的军事专业人才。从苏区时就受到重用。我们崇敬刘帅的军事才能，可一个儒将多少也能说明一点问题，纵观刘帅对中央的决定，尽管一直是独挡一面的诸候，可他一生却能听从中央安排，服从军委指挥，规规矩矩按照军委指示作战。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二野千里跃进大别山，这是中央交给刘帅的任务，而刘帅绝对的服从，放弃了现成的根据地，带领队伍千里突破国民党重围而落脚于大别山区，去执行搅乱国民党内脏的任务。任务是很好地得到了执行和完成，但二野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队伍损失达百分之三四十之巨，在大别山，没有粮食，没有军工，没有根据地，没有群众基础，让二野部队大伤元气。

军中老人说：刘帅是牺牲小家顾大家。再就是1949年底二野进军大西南，前锋团队也到达成都的城墙下面，而二野则命令停止进城，驻守城外，若干天后让贺龙的部队进驻成都城里。军中老人说：刘帅是好人!首长的意志和处事行为，无形中会影响到他的部队，他的团队。也有军中老人说：二野的部队是最听话的部队。反之，从一些资料中我看到另一个部队，那就是四野的部队。

也是东北之战解决全东北时，某纵队的某师，在执行四野首长命令时，半路上这只带队的师长从枪声中判断出问题，而不顾四野首长的几次电令而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在什么窝子地区就近投入战斗，从而抓住了廖耀湘兵团而全歼之，事后四野首长非但没有把该师长以违抗军令查办，反而直升到纵队司令职位，以示奖励。

同样是一只四野部队，38军，尽管换了多少军长，而38军就是雄居于我军之列，七十年代林事件后，第38　军军官和骨干份子被分散、调离、转业等大换血，我服役机关的首长曾说过，那时38军的装备几乎比民兵的装备好不了多少(受林事件影响，驻地离北京很近的38军当时为不受信任的)但是，首长走了，装备换了，可只要这只部队还在，它的精神气仍然在!

随着时间的推移，38军又重获上层信任，源源不断的新式装备和重装备重新武装了38军，而38军以它特有的气质和精神，重新成为我军中的娇子。历史没有假设，也不可能重来，我们假设当年在朝鲜被包围的不是180师，而是四野的一个师，我们想想，会不会出现180师的这种战败?

据史料记载，当时180师被围时并非就陷入万劫不复之地，而是有机会可以利用和抓住，比如趁美军合围时结合部不牢或是没有完全丧失战斗力之时，主动撤退或组织强有力的部队突破美军稍薄弱之方面，完全不致于落得如此惨境。180师的师长是位老红军出身的军人，虽说以前从事政工工作，但几十年的战争经历应该能担当起领导重任的，坏就坏在可能太红了，只有机械和被动的执行和听众命令，而没有自己的灵活机动思维，我们假设该师是四野的一个师，那会不会避免出现180师这样的后果?这一点，从某个资料上可以看出点，彭总在战后总结会上，发火说：你们二野不是号称最会打仗的吗，为何........。当然，本人不是四野的粉丝，也无意冒犯二野，只是打个比方来假设一下。

据史记，60军的韦杰军长为180师的事一辈子都在检讨，他算是个有良心的军人，正直的军人，为了180师的失利，这位老军人一辈子都在自责中，一辈子都在受着煎熬。而3兵团的王疯子王近山，最终也因个人原因从中将连降三级到大校发配农场。后来，尽管重建了180师，但不久还是撤编了这个师，取消了番号，而60军也在大裁军中不复存在了。综上所述，我认为180师在朝鲜失败的根本原因中，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部队的精神和作风。

毛泽东秘密召间60军军长：亲查180师被歼实情，彭德怀在朝鲜战场对敌人发动的第五次战役结束后，作为中央军委主席的毛泽东为详细了解这次战役的详细情况，以及志愿军60军180师被敌包围受挫的经过，　在北京中南海召见了志愿军三兵团负责指挥的副司令员王近山之后，紧接着又在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秘密召见志愿军60军军长韦杰。这是1951年6月下旬　的事……志愿军180师受挫，作为军长的韦杰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此时突接要他回国汇报的电报……

志愿军180师是60军的1个师。180师在五次战役结束后撤阶段，不管什么原因造成它被敌人重重包围受挫，作为60军军长的韦杰，内心总是十分痛苦的，　何况不了解实情的友军及国内部队传言不少，大多把“账”算在60军身上，算在该军军长韦杰身上，这更给韦杰很大的思想压力!此时，在朝鲜战场的韦杰，突然　接到志司转军委总参办公室来电，指名要他回国报告180师的事。韦杰看到电报，心情无比沉重。韦杰带着一大堆检讨材料快马加鞭赶到北京。

韦杰离开前线乘火车直奔北京。到北京后第二天，毛主席办公室秘书电话通知韦杰当晚11点半到中南海，毛主席找他谈话。晚上11点刚过，韦杰乘坐总参办公室安排的汽车开进了中南海。韦杰整整军衣、戴端军帽后进屋，见到正在看文件的毛主席，立即举手报告：“主席，韦杰奉命来到。”毛泽东看到韦杰，忙放下他正在阅读的志司写的朝鲜五次战役有关60军180师受挫情况的报告，面带笑容说：“啊，韦杰，你坐!当年见到你，是在延安抗大　哟!”毛泽东虽讲的是湖南话，但韦杰在抗大时，就全能听得清楚。说完，毛泽东指着书房内的一把木质沙发，示意韦杰坐下。毛泽东身穿一套灰色的中山装，脚穿布鞋，脸色红润，神采奕奕。

“在延安，我到你们抗大军事教员队开会，至今，整整14年了?”“是整整14年了!主席记性真好!”韦杰激动地说。可此刻的这位37岁的将领，在毛泽东面前，就像前段时间王近山到中南海那样，是背着“挨批”的沉重包袱来的啊!他似乎也有向毛主席负荆请罪之感!此时，毛　泽东又讲了：“你从朝鲜回来前，我先后同你们志司的邓华副司令员、解沛然参谋长，还有你们的韩先楚副司令员都谈过话，了解一些五次战役的作战情况。之后，　军委又电报彭德怀，通知你们三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回国，也是想了解五次战役的作战情况。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五次战役会歼敌八万二而自损八万五呢?为什么会　在后撤中突如其来地遭到敌人13个机械化师的全面反扑呢?今天通知你回国，也是想了解五次战役，特别是想了解五次战役中，你们三兵团，尤其是你们60军的　作战情况，以及60军180师被围受挫的原因……”

毛泽东又说：“在与你们三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谈话之后，我仍感到，180师的问题，只是从他口中得到的一方面的情况。因此，我认为有必要找你　们志愿军三兵团的三名军长分期回国，了解一下三兵团各军，在五次战役的作战情况。这中间，当然更主要是要了解你们60军，特别是180师被围的原因与经过。

这事弄清楚了不仅今后对志司，也对军委总结五次战役的作战经验及教训，都有好处，以便认真研究敌人，总结自己，为下一次战役作好准备。你是60军军长，是当事人，有些事，有些情况，你比王近山，比三兵团的其他军军长更清楚些，所以决定你先回国。”韦杰先检讨说：“主席，五次战役后撤阶段，60军180师被围受挫，作为军长的我，有责任。”“先不说什么责任。我刚才说了，是调查研究。我看还是先说情况好了。”韦杰听后，即开始讲了。他没有用准备好的书面材料，而是完全凭他的准确记忆，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一边听，一边仔细看地图。

“……60军第一阶段作战旗开得胜，全军上下，无比兴奋。问题出在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我们60军最初定为兵团的预备队待命。没料第二阶段作战一开始，志　司却来令，命令三兵团的12军调归九兵团指挥，配合人民军在东线的作战;令15军和60军负责割裂美军和李承晚伪军的联系，以钳制美军第10军的主力，使　其不能东援，以保证九兵团的侧冀安全。

根据命令，我们军在揪谷里至大龙山地段，积极钳制美军10军主力，并消灭敌人一部。5月16日，志司发现敌情有变，　随即重新调整部署。此时，我军179师与181师正奉命作为三兵团的机动部队，东进至勿老里、品安里、清平里、富昌里地域待机。此时，三兵团来令，令60军的179师调出给15军，181师调出给12军。我们执行命令后，三兵团又来令，要我们剩下的180师也调出，归兵团直接指挥、使用。当时180师奉命完成钳制美军第6师、第7师任务后，正进至加平、春川接合部。

这样，60军的3个师，短短几天，几乎在同一个时期调出，全部脱离了60军的建制。除了军部　指挥所及警卫部队，仅有一支300人的工兵营!也就是说，我手边没有一支作战部队了!我一时成了无军可指挥的空头军长心中很憋气：“不知上级此时是怎么安排、指挥的?对此，军政委袁子钦，也有意见!”毛泽东听到此，似乎有些惊异。他立即把手指夹的烟卷放在烟缸里，注意地看了看韦杰，随即提问：“关于五次战役的打法，你看有些什么问题?”“我感到五次战役战线拉长了，而且又想速决，但又没有达到目的。插得深，势必战线长;战线长，人力补充、粮弹供应，都带来问题。敌人用白天作战，我们只能晚上;敌人是汽车、机械化，我们只能靠双腿、靠人力;特别是第二阶段结束，没有估计到敌人会全面反扑，上下都麻痹、轻敌。因此，二阶段作战结束后撤，敌人　便乘机进行反扑。在这种情况下，兵团才电告60军的3个师归建，由我指挥打敌反扑。

可调出去归12军指挥的181师，此时离60军指挥部尚有120多公　里，即使归建，也要几个晚上!另外调归15军指挥的60军179师，此时又尚在汉江南岸;而由兵团王近山副司令员直接指挥的60军180师，此时也还在加平方向。按当时的实际情况，60军的3个师，都无法在短时间内归建，从而无法按预定的作战计划去完成布防任务。

尽管如此，我还是立即向各师发出电报，要他们迅速归建。最早归建的是179师，即解放战争攻克临汾的临汾旅。他们从春川方向下来后，我立即命令这个师于马铁里以北的丘陵地带控制春川到华川、春川到　东海岸之元山港这条公路。马铁里距华川只有30多公里。哪知179师刚刚部署好，敌人就立即上来了。敌人的坦克部队，也沿着这条公路，很快上来了。179师当即同敌人展开激战。战士们打得很顽强，打得很悲壮，迟滞了敌人的进攻速度，掩护了友军的撤退。”

毛泽东又吸燃一只烟卷，仍然边看地图，边听韦杰报告。“180师指战员已六、七天没吃饭了，靠野菜、野果充饥。不少人中毒死亡。此时，部队也急需休整。就在这时，三兵团收到志司5月21日下达的、令兵团不得原文传达的收兵休整、准备再战的长命令后，兵团即根据志司的命令精神，于22日对本兵团各军作了后撤的具体部署：令我们60军在白逸里、白积山以南，东起　与九兵团分界线，西起与十九兵团分界线，含分界线的以东地区，在加平、春川，不含春川一线布防，要60军担任三兵团的阻敌任务。我即令180师，并附炮兵　第2师的两个连，于5月23日渡北汉江，在汉江以北构筑阻击阵地;令该师两个主力团538团与539团，继续在汉江南岸扼守阵地，以掩护兵团主力;并要他们与右邻63军取得联系。

180师师长郑其贵接到命令，即令他们师的540团北渡汉江，在汉江北岸的鸡冠山占领阵地，构筑工事。当天晚上，180师发现右　邻63军没向该师通报，即已经转移，致使180师侧翼暴露。他们将这一情况立即报告我后，我即令他们于23日黄昏，将北汉江以南的180师另两团部队移至　春川以西进行防御。同天，没料180师的左邻15军，也已提前转移。后来才知道，这是王近山副司令员未请示志司而自己擅自作出的决定。与此同时，三兵团的　预备部队39军，已奉彭总的命令，早于22日离开了前线北移。三个友军都提前北走，把一个60军孤军放在前面，势必使60军特别是180师的态势突出。更　没想到180师根据我的命令，于23日下午正集结部队准备北移时，三兵团又突然来令，要各部暂不撤收，明确指令180师留在南岸，掩护伤员后撤。

此时全兵团30多公里的正面，只有我们60军分散布置的3个师在前线挡住敌人。其中，180师仍留在汉江南面。此时，该师粮弹已尽。我将此情况报告三兵团，等待指示。可电报发出后，军指从5月23日下午开始，一直呼叫不到兵团的电台讯号;没有接到兵团答复的指令，180师只好孤师战斗在汉江南岸。”停了停，韦杰又继续向毛泽东报告：“从5月24日当天，敌发现60军180师两翼空虚后开始反扑，60军3个师，已受到敌人4个师、共七八万人的威胁，形势十分严峻，特别是180师处于背　水作战的危境。敌人将60军179师与180师分割，并深入到180师侧后，切断该师后路，使其陷入包围。对此，我焦急万分，即令180师迅速撤至北汉江　以北防御，争取主动，摆脱险境。当晚，180师根据我的命令，避开了敌人已控制的渡口，分团、分营地渡江，但敌人为封锁渡口，对正渡江的180师部队，进　行猛烈地炮击。部队被迫占领阵地御敌。

在韦杰报告的同时，毛泽东的视线，不停地在他身前的地图上移动。他凝神静听得连烟卷都不吸了。一根烟卷夹在指缝间，任其自燃。“5月25日白天，”韦杰报告说，“敌机数十架对180师扼守的阵地轮番轰炸、扫射，并投掷了大量的燃烧弹，不少战士成了‘火人’!紧接，敌人的炮兵、坦　克，配合步兵成营、成团地轮番冲击180师守卫的阵地，乘势将180师重重包围，并用飞机在该师上空，反复播放劝降录音。我收到电报，即令该师坚决向西北　突围;同时令归建的181师由华川以东出发，接援该师。

181师当晚11时30分才收到军指的电报。该师各团，因均在行军途中，无法架电台联系，遂令通讯　员徒步传达救援180师的命令。但是，待接援部队赶到华川、原川里、均巨里一线时，敌已先我占领了这些阵地。此时的181师，想从正面攻击已不可能，接援　计划未能实现!5月26日中午，180师召开师党委扩大会，会上作出了分散突围的决定。当晚18时，该师分两路分散突围。分散突围并未事前请示军指。27　日上午9时，180师分散突围的师直与该师540团这路突围部队进至鹰峰，因敌人炮火封锁，部队建制打乱，人员拥挤，沿途掉队、减员很多。

该师另一路突围　部队539团，也突围到达鹰峰，和师主力会合。途中，该团人员也失散很多，重机枪以上武器，及通信工具，大多被击毁、丢失。师指挥所仅有报话机一部。27　日黄昏6时，180师的报话机同军部取得了联系。我即指令180师师长郑其贵向史昌里方向突围。同时，令179师取捷径向史昌里以南的敌人出击，以减少敌　人对180师的威胁，以接援180师。

该师接到我的命令，因山大路窄，尽管彻夜行军，仍进展迟缓。到28日黎明前的5时，接援部队才赶到明芝观，而敌人当　日已兵分3路，合击史昌里，与接援180师的179师激战。至此，敌人东西阵地已连成一片。晚上，我又收到180师电报，等到译出来，知敌人已从加平方向　反击上来，超过了该师。此时，师长郑其贵既没请示兵团，也没请示军指，即令部队把武器埋掉，把作战文件资料烧毁，电台密码只剩一套，其他全部烧毁。我看到　电报，知道事情十分严重，马上令军部电台用报话机与180师郑其贵联系，用暗语询问他们现在的位置，同时，又把军部的位置告诉了他们，指令师长郑其贵、副　师长段龙章率部向军部方面突围。没料自此，我再也听不到该师的回音了!”

顿了顿，韦杰好不容易控制住情绪，难过地说：“我向志司、兵团急电报告60军与180师已经失掉联系，请求救援!当时，志愿军各兵团友军，早的已在5月　22日，迟的也已于5月23日先后北撤。志司此时手中，无近兵救援。三兵团同样困难，未掌握其他机动兵力。彭总给我和秦基伟发电，要我派我们军的181　师，秦基伟派15军的45师，进行救援。可此时的180师，正在分散突围中，任何措施，都无济于事!”

夜深人静的中南海菊香书屋，只有毛泽东和韦杰两人。毛泽东又问韦杰：“60军180师作战损失的确切数字你报告一下，好吗?”韦杰当即向毛主席报告：“损失数字分两个阶段统计：180师入朝时，人员为11000余人。五次战役第一阶段作战，掉队、负伤、阵亡，减员在10%。此　时，该师已不足1万人。二阶段作战，减员也很严重，特别是后撤开始的3天，即5月22、23、24日，该师第一梯队的538、539团两个团，减员很大，　根据不完全统计，180师被包围前的人数，约在8000左右。

据主席召我回国前，我对该师情况的了解情况是：180师538团突围归来的是900人;该师　539团与540团突围归建的各1000多人，共2000多人;师直机关、勤务分队、后勤医院等400多人，近4000人。若按二阶段突围前的8000人　算，突围损失数为3000余人。这3000人中，估计被俘五六百人，突围战斗伤亡为2000多人，吃野菜、野草、野果中毒及饿死的指战员有数百人。它同彭　总报给军委有关180师损失数字是吻合的。”

韦杰报告完上述情况，悲痛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从他那对浓眉下的双眼，大滴滚出!“180师的事，各级都有责任。”毛泽东听后肯定地说。片刻，毛泽东又讲：“180师受挫，彭德怀在电报中已向我和军委作了检讨，承担了责任。你来北京　前，志司又来报告，说他们对180师的受挫，均感到惭愧，表示要以悲痛的心情总结教训，并决心从各方面想办法来挽救这个损失!他们认为，这次180师受损　的原因很多，是上上下下的许多错觉，和各种因素凑合在一块所造成!

基于此，也不能全怪你们60军和180师的广大指战员!一句话，各方面的工作没有作好，才使180师不能自拔!正如志司在电报中指出的：倘若我们方面搞得好，这损失是可以避免的，至低限度也可以减少。这个‘我们方面’，既指志司，也指兵团，　也指下面的军和师，不能单方面说。志司总结的几条失利原因，我是同意的。看来，”此时，毛泽东似有自责地说：“五次战役，我看是打急了，打大了，打远了!”

韦杰听得出来，毛泽东说这话的语气，确有内疚和自责之意。因为抗美援朝战争，彭德怀是朝鲜前线的第一线指挥员，第二线直接指挥者，是中央军委，是他这位军　委主席毛泽东，因而毛泽东认为，此役失利，也不能只怪志司司令员彭德怀。这是因为，五次战役的部署，是按照他的作战方针制定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说了　上述五次战役未能达到预想战果、即想成建制地歼灭敌人数万人的原因，是“打急了，打大了，打远了”这番话之后，他又起身在室内踱着步子，若有所思地说：

“现在看来，志愿军要想一次性包围美军几个师，或者1个整师，甚至1个整团，都难以达到歼敌的目的。我看在一段较长时间内，如果是打美军或英军，不要实行　过去那种大包围，只实行战术性的小包围。如果是打李承晚的伪军，便可以实行战略或战役的大包围。总之，要分敌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