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hui韦杰【往事】细说险被全歼的180师师长郑其贵 _模特服饰

2015年4月2日 14:07:15 阅读(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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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内容：

1990年6月19日，有媒体刊登了这样一则新闻：“离休干部、吉林省白城军分区原司令员郑其贵同志，因病于1990年1月26日在合肥逝世，终年77岁。郑其贵同志是安徽省金寨县人。1929年9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科长、指导员、营长、团政委、师长等职。”本着为死者讳的传统，该消息自然未提及180师的如鲠往事，但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郑去世的时间（1月26日）与发布该消息的时间（6月19日）居然相差了近5个月，实为“旧闻”。显然，这则消息能发出来，是经过了请示和批准的，而且耗时甚久。

关于郑其贵，一般认为他是个政工干部，缺乏军事主官经历和指挥经验，加上在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撤退阶段机械执行命令，导致180师严重失利。在总结大会上，彭德怀把郑其贵骂得狗血淋头，周围的人也跟着猛批烈斗，郑只是一言不发，埋头痛哭……。

也许，需要重新认识这个被故人们称为“好人”和“机器人”的郑其贵。

郑其贵没当过连以上军事主官？

有人说，郑其贵一直干政治工作，是个政治干部；有人纠正说，不对，郑其贵好歹当过连长，连以上才一直从事政治工作。其实，这两种说法都不准确。但要完全弄清楚郑其贵的任职经历并非易事，笔者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目录》、《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人物志》、《山西新军决死第三纵队》（上册：部队发展史）、《安徽省志?人物志》、《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七十个军》、《屡创奇迹的60军》等相关资料，力求还原其主要从军履历。

郑其贵生于1914年12月，安徽省金寨县双河镇黄龙村人，出身贫寒。与不少有类似出身的人一样，他加入了革命的洪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年仅15岁就参加了家乡的赤卫队（1929年）。不久，赤卫队编入红军序列，他从鄂豫皖红军第1军3师一名普通战士干起，先后任红4方面军4军31师32团班长、排长、连长、师部参谋、管理科长、宣传科长。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红4方面军主力入川，他在一次战斗中负伤，遂到医院治疗，仍落下右手终身残疾。伤愈后在医院政治部门干了一段时间，历任红4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组织科长、政治处主任、红9军医院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红军长征和西路军西征。顺便说一句，正因为资历老，56岁的郑其贵在1970年退休回合肥养老时，才能以吉林省军区白城军分区司令（大校军衔）之正师职享受副军职待遇。

抗日战争时期：作为储备军事干部，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任第1分校第5大队队长，两年后（1939年）调任山西抗日决死队3纵32团2营副营长。1940年“十二月事变”（阎锡山令韩钧指挥山西旧军突袭山西新军）后，决死3纵编入八路军战斗序列，该纵32团于是年2月改编为决7团，先后任该团1、2营营长；同年12月，3纵兼太行军区第3分区，任纵队兼军分区直属队总支书。1942年3月，任决7团政治处副主任兼总支书；1945年9月，升任团政委。期间，参加了百团大战和解放阳城等战斗。

解放军战争时期：1945年12月，为应对全面内战，决7团扩编为太岳军区23旅（由原山西抗日决死队3纵7、9团及汾东游击支队组成），任该旅政治部主任，1948年升任该旅（时已隶属于晋冀鲁豫军区8纵）副政委。1949年初，任晋冀鲁豫军区8纵24旅旅长。不久，出于向全国进军的需要，各地野战军部队去地方化，再次扩编。是年3月，8纵正式启用新番号，改称60军，23旅也升级更名为179师，郑其贵转任该师副政委。太原战役结束后（1949年4月），180师领导干部进行了大调整，除政委王观潮留任外，几乎都换了血，郑其贵和段龙章分别调任该师正副师长（180师首任师长为邓仕俊，此时转任60军参谋长）。

综上，在正连职以上，郑其贵至少干过3次军事主官——决7团1、2营营长和24旅旅长，只缺少团级军事主官经历。网上有文章称郑其贵也当过副团长和团长，但未指明具体是哪支部队的副团长和团长，不知据从何来？果如网文所说，郑若当过副团长和团长，当在决7团，但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他在决7团时直接由政治处主任升任该团政委，没有副团长和团长的任职经历。

那么，郑其贵的军事主官经历为什么被有意或无意忽略呢？笔者认为既有客观原因，又有主观原因。

很多人之所以忽略郑其贵的军事主官经历，也许与不知道郑其贵有另一个名字有关。革命战争年代，革命者在成长过程中改名并不鲜见（如张爱萍原名张瑞绪，许光达原名许德华，李志民原名李凤瑞等），郑其贵也是其中之一。他有一个曾用名叫孙灏正，具体什么时候改名郑其贵已难以考证。不过，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目录》记载，他于1948年1月任23旅政治部主任时还叫孙灏正，据此推断，他至少是在这之后才改名郑其贵的。啰嗦这么多，只为说明一个问题：查找“郑其贵”在1948年1月之前的军职履历，不能忽略了“孙灏正”的相关资料和条目。郑其贵担任营、旅军事主官的任职经历正是笔者查自《山西新军决死第三纵队》上册目录“决死第三纵队部分团级以上干部简历”之“孙灏正”条目。若按着“郑其贵”去找就很容易错过这一宝贵资料，这也许就是郑其贵连以上军事主官经历湮没无闻的客观原因。

至于主观原因，或许与人的成见和思维习惯有关。根据传播学理论，一件事经过反复传说，往往会沉淀下来，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结论，形成心理定势。另据心理学原理，心理定势一旦形成，人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排除与自己认识不一致的论据。郑其贵缺乏军事主官任职经历和作战指挥经验，这是180师失利最合理的解释，这一结论很容易也已经被普遍接受，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军事主官任职经历遂遭到有意无意地忽略。平心而论，郑其贵任过连、营、旅军事主官，但时间都不长，如要定性，他还是一名政治军官。不过，忽略其军事主官任职经历，则折射出观点先行，先入为主的思维方式。

郑其贵在历次战事中表现如何？

入朝参战前，郑其贵主要参加了白晋、晋西南、临汾、晋中、太原诸战和解放大西北和大西南诸役。关于他在这些战役战斗中的表现情况，记载非常有限，笔者参阅了相关战史资料和郑其贵本人及其他人的回忆文章，也只能理出大概：

沁阳之战（1945年10月～11月）：郑其贵时任山西抗日决死队3纵7团政委。据该团一营教导员姚晓程等回忆：“在4天准备期间，程团长和孙灏正政委下来好几次，检查帮助工作。孙政委头部负伤，他坚持不下火线，扎着绷带到各连进行指导。”这篇回忆文章系由郑其贵和姚晓程共同署名，但从行文内容及两人当时的上下级关系看，似是姚执笔，郑审阅。显然，在沁阳之战中，郑其贵主要发挥了政治主官督战励气的作用。

临汾之战（1948年3月～5月）：郑其贵时任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8纵23旅政治部主任。是役，由于攻城部队（8纵、13纵和太岳军区部队）缺乏火炮等重型武器，只能采取坑道作业。在所挖坑道遭敌破坏殆尽的情况下，23旅所挖两条坑道成为破城关键。正因如此，该旅在战役结束后被授予“临汾旅”的荣誉称号。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这个称号是中央军委授予的；第二，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180师和60军番号先后被取消（1964、1985年），惟179师番号保留下来，缩编为179旅，即著名的“临汾旅”；第三，临汾之战中，23旅坑道作业的总指挥正是郑其贵。

晋中之战（1948年5月～7月）：郑其贵时任23旅副政委。该旅与阎锡山的“亲训师和亲训炮兵团”发生遭遇战时，“郑其贵副政委和团的干部一起，对二营进行了有力的动员工作，郑副政委说：‘同志们要发扬猛打猛冲的作风，坚决吃掉这股敌人”（郑其贵、程九章、宋佩璋《没有放列的山炮》）。显然，与沁阳之战一样，郑其贵是在履行自己作为政工干部的责任。

以上三战有两个特点：一、都发生在山西，属于“地方战”；二、郑其贵都是作为政治军官“参与”指挥作战。太原战役结束后，解放军进入战略追击阶段，可以说势如破竹。此时，郑其贵当上了师长，他率领180师开始走出山西，向大西北和大西南出击，但没有遇到大仗、硬仗、恶仗，其军事指挥能力并没有得到真正的锻炼和考验。

抗美援朝战争中，郑其贵的军事指挥能力也不得上司、60军军长韦杰的信任。入朝前，韦杰曾带手下三个师的军事干部到南京军事学院“突击学习”，179和181师去的都是师长（吴仕宏、王诚汉），惟180师去的不是师长郑其贵，而是副师长段龙章（段龙章，1920年生，陕西耀县人，原8纵第24旅70团团长，因在太原战役中表现出色，升任副师长。抗美援朝结束回国后曾任第60军181师炮兵副师长、12军31师炮兵副师长、12军炮兵司令员，上海警备区炮兵司令部炮兵室主任，1971年病逝上海）。在第五次战役撤退阶段，韦杰向180师下达命令时，经常找的也是副师长段龙章而非师长郑其贵。

“坚决执行”与“机械执行”有何不同？

第五次战役撤退阶段，180师并非唯一遇险的部队。12军31师91团和第27军81师的境况比180师更危险（纵向看，突入南部比180师深入；横向看，与友邻部队相距约90公里，比180师的20公里远4倍多），然而，这两支部队都安然北返，受到彭德怀表扬。91团和81师能够顺利突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部队领导在敌情瞬息万变的战场上，能够领会但并不机械执行上级命令，随机处变。相反，郑其贵缺乏独断专行的魄力与能力，他的指挥方法就是唯上，这确实有值得检讨之处。

表现之一：5月22日深夜，180师收到军部发来的命令：“一个团北移汉江北构筑阻击阵地，师主力置北汉江以南掩护兵团主力北移及伤员转移……。”（陈忠龙《屡创奇迹的60军》）注意，这份命令没有明确掩护多久，具体何时撤到江北。由于左翼15军是日夜已开始北撤，右翼63军与60军阵地结合又不紧密，180师有孤军突出、背水对敌之险，副师长段龙章和参谋长王振邦遂建议师主力先过江，江南只留小股部队。不擅长军事指挥的郑其贵很依赖也很信任这两位军事助手，遂向军部请示，不料遭到否决。

5月23日中午，60军又向180师转发了3兵团电报：“各部暂不撤收，并于前沿构筑坚固工事，阻击敌人，运走之后再行撤收，望各军以此精神布置并告我们。”（同上）在兵团命令基础上，军部加了一条，明确要求180师在江南阻敌5天。接令后，段龙章和王振邦再次建议主力北渡汉江，江南只留少数部队掩护，以免陷入被动。大概是上次请示碰了钉子，郑其贵这次直接拒绝了，没有再向上级请示。据时任180师政治部干事的张城垣回忆，郑其贵是这样答复的：“你们所说的问题，我也想到了，问题是这么多伤员还没有运完，上级要求暂不撤收，因此没有上级新的指示，我无权改变就地掩护的命令。”（张城垣《志愿军180师受挫始末》［上］，《文史月刊》2001年第８期）

表现之二：5月25日14时，60军命令180师两个团北移马坪里，一个团在驾德山（马坪里南）掩护伤员撤退。次日10时24分，军部突然改变命令，要求180师停止北撤，在驾德山和北培山（驾德山南）一带继续阻敌。接到军部第二道命令时，538、539团已向北走出10多公里，但郑其贵坚持执行上级指示，命令539团掩护和转移伤员，538团往回走，与540团共同阻敌。

对此，538团领导很有意见，建议不要变更命令，还请求到师部面陈意见；540团政委李懋召也主动表示两个兄弟团不必回来，自己断后。然而，郑其贵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们，他坚决要执行上级命令（张城垣《志愿军180师受挫始末》［上］）。事后看来，180师在26日若能够根据实际情况，继续执行军部25日的第一道命令，全师脱险问题应该不大，负责运送伤员的539团在26日脱围而出就是明证。对此，亲历是役的180师政治部干事张城垣评价说：“师长机械地执行第二道命令，使我师丧失了摆脱重围的良机。”（张城垣《志愿军180师受挫始末》［上］）

然而，把所有责任都推到郑其贵一个人身上也是不公平的。实际上，人们对很多事情往往都是根据“结果”作出“结论”。在不少人的回忆中，郑其贵是个“好人”，也是“机器人”，如上级的指挥和命令准确、及时，他只会得功不会有过。试想，如果郑其贵率部成功突围，他就不是“机械执行”而是“坚决执行”上级命令了。郑其贵的悲剧一定程度上是“通讯工具”惹的祸。

美国著名历史学者、《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一书的作者贝文?亚历山大曾这样评价志愿军：“也许由于缺乏通讯设备，最严重的问题是部队过于死板。譬如团一级才有无线电、营一级才有电话，营以下部队只能靠通讯员、军号、哨子、信号弹和手电筒来联系。战术上的僵硬死板有时后果极为严重。营级以下的指挥员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一个营一旦投入战斗，往往要打到弹药完全用尽之时，即使这样做徒劳无益，甚至可能导致战术上的自杀后果。”

团级以下通讯工具落后，团级以上通讯能力又如何？志愿军司令部发出的命令到达各兵团，通过译电、发出、再翻译出来到各兵团首长处，需要3小时以上。兵团与各军之间的通讯更不顺畅，众所周知，3兵团与各军曾失去联系达3天之久（23日下午至25日下午），就是在3兵团电台未被炸毁前后，其与各军之间的通讯效果也不尽如人意。

例如，3兵团于5月22日给60军发的电报，虽然17时就发出，但60军当天深夜才收到，耽搁了整整六七个小时；25日18时50分给180师发的电报，后者第二天10时24分才收到，更耗去15个半小时之久！兵团与军之间的通讯联络尚且如此，军与师之间的通讯能力可想而知。实际上，中共军队自建立后，通讯工具和通讯能力一直是个弱点，不过大家都习惯了在联络不畅的情况下指挥作战。因此，苏联军事顾问科切尔金少将在给苏军总参作战部长的报告中写道，在志愿军中，上级机关“同部队失去联系，都泰然处之，没有一个人着急”（《科切尔金关于中国军队情况给苏军总参谋作战部长的报告》，1951年6月16日）。

机械执行上级命令的只有郑其贵吗？

若将眼光放远一些则不难发现，在中共军队几大系统中，原红四方面军的将领们最“听话”，极少出现“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情况，这也许也是“红四”遗脉的习惯或传统。或因如此，第五次战役撤退阶段，“机械执行”命令的，不只是郑其贵，还有他的直接上司韦杰。

韦杰是广西人，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将领之一，1955年授中将军衔。不过他只是177名中将的一员，所以需要插叙一下他的突出事迹。韦杰是一名老红军，1927年13岁时就参加了农民自卫军，两年后又参加了邓小平领导的广西百色起义，1935年1月在长征中带着侦察连打下娄山关，立下大功。因为这段经历，他在1955年获得“二级八一勋章”（授予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著有功勋者的证章，其中二级八一勋章授予当时的营团级干部）。抗战时期曾任“朱德警卫团团长”、115师688团团长、129师新编第1旅旅长，参加过香城固战役。解放战争时期当过18兵团61军军长，参加过上党战役、晋中战役和太原战役。1950年11月，韦杰调任60军军长，次年5月参加第五次战役，时年37岁。平心而论，他在指挥180师突围时，不是能力有问题，而是犯了和郑其贵一样的毛病，那就是“机械执行”命令。

表现之一：5月22日，当郑其贵根据师常委集体决议，向军部请示师主力北渡汉江时，韦杰根据兵团命令拒绝了。韦杰对兵团的指示不仅是“坚决执行”，有时甚至“坚决”得过了头。23日中午，兵团来电指示暂不撤收，要求掩护伤员撤退，并未明确掩护的具体期限，而韦杰则命令180师在北汉江以南坚决阻敌，争取5天时间。对此，《屡创奇迹的60军》一书作者陈忠龙评价道：“60军首长在这种情况下几乎到了机械执行命令的程度，使不利的态势发展到危险的境地。”

表现之二：23日下午，3兵团电台被炸毁，60军与兵团失去联系达3天之久，无法得到上级指示。其实，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许是好事，韦杰完全有理由临机处变。然而，尽管180师的处境在急剧恶化，韦杰仍认为“一定要坚决地执行上级的命令”（王树增《远东朝鲜战争》[下]）。直到24日下午，城蝗堂失守，这是180师在北汉江北岸设置的二线阵地，它的失守意味着该师后路已断。情势危急之下，韦杰才不得不命令180师结束在江南的掩护任务北撤，命令传至该师时，已接近25日凌晨。

表现之三：180师虽然在北汉江以南等了敌人整整3天，但主力仍渡江北撤，还有机会脱险。然而，韦杰在5月26日上午的一道命令使180师彻底陷入不拔之地。26日10时24分，韦杰收到3兵团于25日16时50分发来的电报：“你军除1个师控制于加平至新延江（春川西）以北山区，担任阻击任务外……。”韦杰把这个任务交给了180师。看看地图就知道，该师两个团已经向北越过该阻击线10余里，所以韦杰不但要180师停止北移，还要求其中1个团折回。其实，3兵团因电台被炸毁，已经“瞎”了3天，这份电报指示是根据60军于24日上报的形势作出的，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已时过境迁。说得严重一点，韦杰这么做实际上是把180师重新推回死路。到27日180师突出重围到鹰峰山下时，11000余人的部队已经只剩个零头了。

列宁曾告诫我们，真理与谬误只有一步之遥，这也许也是“坚决执行”命令与“机械执行”命令的距离吧。180师出事后，郑其贵很快被撤职（1951年7月），在3兵团降职为管理处副处长（副师级）。韦杰同样遭到撤职处分，不过时间稍迟（1952年10月），离职后到南京军事学院当高级函授系主任。不过，韦杰得到了原谅，1955年授衔时位列中将，与他昔日的上司王近山同级，而郑其贵不过上校而已。